懷念一個人的方法是什麼？紀念自己或者某個時代青春痕跡的有效方式是什麼？
2005年5月8日，我拿著剛出版的《鄧麗君私家相冊》（大陸作家版）、《鄧麗君全傳》典藏版（CD+個性化郵票）（香港明報版）、《鄧麗君映畫存真》（臺灣聯經版）以及參與策劃的《何日君再來》5集紀錄片（香港鳳凰衛視），托臺灣的一個朋友，敬獻在臺北金寶山鄧麗君墓園，燃香一炷，以此紀念一代歌星鄧麗君。至此，我歷時4年時間所進行的推動鄧麗君“登陸”的幾項活動，出版《鄧麗君畫傳》、《鄧麗君私家相冊》等4個不同版本的書，策劃完成了200分鐘的紀錄片，以及數個不同語種的版本，終於在鄧麗君辭世10周年時完成。
而這個近乎于龐大與瘋狂的工程，僅僅是出於我對鄧麗君的喜愛這樣一個私人的理由，是我紀念自己青春的一個方式。
70年代青春痕跡
最初聽到鄧麗君是在遙遠的1984年某個平靜的早晨。我走在山西小城塵土飛揚的街道上，呆掛在街道邊電線杆上的有線廣播裡，忽然傳出異聲:“請你的朋友一起來，小城來做客。”
歌聲溫軟，極富穿透力，在晨間的炊煙中飄浮。那天的景象與歌曲相契在一起，如同一首情景MV。在晨間的80年代氣質裡，永遠地印刻在我的記憶中。
那時我13歲。老師告訴我，這歌是一個叫做鄧麗君的人所唱，她在臺灣。
我偷偷地用學到的簡單的地理常識，查到了她與我的距離:3700公里。但我知道，也許有一天，我會越過這個地理距離，走到她的身邊。也許我的一生中，會有某件事情與她相關。此後，我幾乎有意識地尋找在大陸所有能收集到的關於她的資料。1985年，我看到了她在大陸惟一一次接受的採訪，那張報紙是我接近她的開始。無數張被用答錄機翻版的她的歌曲以及偶爾透過短波傳到內地的音樂會，做一個盲目而又樂在其中的歌迷，是一件幸福的事。因為她的歌曲，認識了更多的相似的人。才發現，她在中國30歲之前那一代人心中的影響力，幾乎成為這部分人成長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真正接近她是在4年前。那個夏天，我在香港的中環行走，遠遠地看到一幅她的海報，聽到那首熟悉的歌曲。後來我發現那天是5月8日，是她去世五周年的忌日。我才吃驚地發現，她真的已離開我們有很多年了。
我跟著人們，走進了她位於香港赤柱的別墅群。那座房子剛被當成紀念館不久。她最後的情人保羅也因她去世。附近的居民有許多關於鄧氏的傳說，如半夜會聽到有人在這裡唱歌，還有人看到她唱著《甜蜜蜜》。而那天我還遇到一個臺灣的“瘋子”，這人稱自己是鄧麗君附體，還帶了一幫記者在那裡解說她被附體的亂七八糟的事情。她是活在想像中的人，死後也仍然活在故事與想像中。
鄧麗君的文化符號
這是另外一代人的問題。時間總是會把一代人與另一代人分開。但這中間的分水嶺是什麼？我一直想分清代際間的區隔。後來才發現，每一代人都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符號，就像1980年後這一代人的象形物是網路、電視，或者很快流傳但很快消失的王菲、韓流、日劇之類。不確定與隨機的變化成為他們決定這個時代特徵的標準。
站在他們之前的人則單純與專一得像他們的年代的遺產。他們心靈最軟處，印記的不過是鄧氏一夜風行的不同歌曲，以及拖地的喇叭褲、可口可樂或者卡式答錄機。鄧麗君這個名字其實已與他們的成長經歷相互糾纏在一起。在這些人的年輪裡，你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唱片的密紋組成的青春的印跡。
這個時代的愛好與那個時代的愛好其實有巨大的區別。在香港，我認識一個龐大的鄧麗君歌迷會，他們的平均年齡在35歲以上。更多的是一些40多歲的政商兩界的聞人。他們定期聚會，保持著安靜的熱愛與小心的對她的擁戴，那是一種對自己心靈中某種安慰的最好的保護。他們少了那些少年面對偶像時的狂熱，也少了那些少年易變的熱情，他們一生中只保持了這麼一種簡單的愛戀，如同終生歸一的傳統愛情，歷久不渝，向死而生。
在大陸，15歲的小侄女問我“鄧麗君是誰”的話不久後的一個夜晚，她忽然來找我，要我借給她幾盤錄音帶。原來她當晚看了黎明與張曼玉演的《甜蜜蜜》，那是個好電影。
當然用這樣的東西懷舊，來讓另一代人借重，我心酸。鄧麗君已在每個人心中，留下不同的印記。我揣摩過每個人如何看待鄧麗君。後來發現答案總不得要領，就像你愛一個人，難道能說出是愛她什麼嗎？
因為這個原因。我在鄧麗君去世6周年紀念日時，在我供職的雜誌上，刊發了對鄧麗君弟弟鄧長禧先生的採訪。鄧先生是個持重而又幹練的人，他是幾兄弟中受姐姐傳染最重的人，舉止行為都與她相近。而他也理所當然地承擔了接待姐姐事業的打理者的角色，現在是鄧麗君文教基金會的掌門。在接受我的訪問時，他已把姐姐當成了一份理想式的事業來經營，我從他那裡聽到了許多我並不瞭解的一個人的可以解釋的真相，或者是找到了一個可以公開的關於她的說法。但更多的呢？
我記得那是大陸上首次用鄧麗君做封面的雜誌，沒有想到，多年後，仍有讀者來電話，問我，可否把當年鄧去世時的一些場面，製成VCD送給大家？這是一位武漢50多歲的老婦人的電話。她告訴我，她的身邊至少有幾十人，都喜歡鄧麗君，她們早晨晨練時放的是鄧麗君的歌曲，聚會時的主唱曲目也是這些，還不時公開一些自己搜索到的她的唱片，儘管百分之百是盜版。
但這是她們惟一可以看到的東西。其實我知道，有更多的人與我一樣，想看到一個真實的鄧麗君。想看到她像我們普通的一面，這種危險的想法其實有可能讓她恢復成像我們普通的靈魂一樣，回歸塵土。但有多少人一直想讓她只在想像的天堂流傳，而不願意讓她回歸自己身邊？像她的歌一樣，可以接近，可以閒聊。如同我們庸俗的人間。
也許從4年前在香港看到鄧麗君的那一時刻，用自己的筆去為她撰寫一本書的願望就開始了，一切都在下意識中進行。我所能做的就是，找到那些我自己渴望走近的真相，以及一個人最真實的那一面。其實運作這本書的過程就是真正認識她的過程，我想告訴這個時代，一些聲音可能永遠都不會消失，因為他們就是我們成長的標誌或者路牌。
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快去採訪吧，當年鄧麗君身邊的人已消失得差不多了，他們很可能會帶走這個女人所有的秘密。一生跟隨她東走西跑的鄧家老太太也已80多歲了，他的弟弟也已50多歲，當年在香港價值7000萬港幣的別墅，現在已標價3600萬港幣，房子開始貶值了，但她的歌聲卻仍然在這個時代保持著自己的價值。
幾十年了，鄧麗君仍像當初一樣，悄悄通過盜版進來，如同她在大陸的地位一樣，沒有改變。只是她的雕像在上海的一座墓園裡站了起來。一部關於她的歌劇有可能在上海公演。至於鄧麗君的紀念館，正試圖在上海建成，鄧長禧先生說，她生前惟一喜歡的就是老上海。她的唱腔裡有許多上海的意味，現在，我們正在努力讓她回家。鄧麗君是河北人。她的根在大陸，她的聲音已回到了家。但靈魂呢？
《鄧麗君畫傳》掀動大陸懷舊潮
從決定撰寫這本書開始，我就確立了一個標準，就是盡可能真實地寫一本不太“隔”的書，我翻閱過大陸那些遙遠的充滿想像與編造的書，我認為這本書一定要有採訪，一切都以當事人說法為准。這之後，我與我的合作者、“中央社”的昭君小姐、楊素先生共同決定完成這個工程，我擬了幾十個問題，由他們現場與我電話採訪。而那些問題不過是作為一個內地人，對於鄧的好奇所積累的疑問。用這樣的形式持續了半年，終於完成了這本書。
這本書代表了我們對她逝去多年後的公眾化撰述，我們試圖不再去在一些細節上構織她的往事。我們先後在臺灣，採訪了鄧家許多人，甚至去了她的老家蘆洲，這是一個古老得只有故事的地方，現在鄧麗君也在成為那裡的故事、古跡與歷史。
這本書試圖找到真實的鄧氏的命運紋脈。我們沒敢用戲說的筆法去描述她的一生，甚至鄧家至今都諱言的情事或者舊事。這些如同新聞記錄式的報導，只是想告訴喜歡她的讀者，這個人的一生，歌聲、故事、政治影響的命運，神秘的天音、身後的光榮與無法掩飾的蒼茫、世事中的音樂以及被音樂影響後的人間等等。
這本書是在大陸目前惟一可以看到的關於鄧小姐當年真實紀錄的影像，那些模糊的片斷，組成了我們不瞭解的這個女人真實神秘的一生。由鄧家獨家提供的近百張代表她一生中最燦爛時節的照片，這些照片將會成為我們追尋她一生的真實憑據。
而我們決定隨書贈送的一張VCD，內容包括由鄧家首次公佈的惟一一首沒有公開的鄧麗君的真實原唱以及鄧麗君的一個紀錄片，因為種種原因，許多鄧的影像仍得被刪節後才可以面世，但我相信這是大陸人首次看到這位女星隆重而又極盡哀榮的葬禮，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內心就被打動了，我想，這本書至少要體現這樣一種東西，就是盡可能多地為大陸喜歡鄧麗君的讀者提供一些原生態的東西，而這些真實的東西其實就是最珍貴的東西。
這本顯然帶有我個人渴望瞭解這個人物的私心所建構的書，包括了對於她的私生活以及公共生活的全面展示。但她弟弟鄧長禧先生卻對這本惟一讓他進行“審查”的書，發表了“過分”與令我吃驚的評價:《鄧麗君畫傳》是一本可以完全代表鄧麗君的授權著作。這樣的話顯然有著更多的私人原因，我認為一本傳記的公正與立場再次受到了考驗，這顯然是一本被家屬刪節過了的傳記。鄧先生顯然另有所指，他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一直就擔心有人對於自己姐姐的不實傳聞與猜測性的說法，抱以不滿。在我最初提出為鄧麗君撰寫一本傳記時，他的理由僅僅是“當時本人仍是未置可否，並希望能看到書稿，再表達意見。這也是由於市面上有很多有關鄧麗君的傳記都是未經過細心查證、東抄西抄、歪曲事實的文章，本人深為擔心市面上又要多出這麼一本同樣風格的作品……”
這本得到鄧家授權的傳記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仍然不能稱得上是一本信史，或者公共史，因為其中鄧家刪節掉了許多他們認為不可以講的故事，比如與保羅的情感，比如與其他人的傳聞，他們甚至帶著家人固有的抵觸，儘管我堅持以自己的想法去堅持保留了大多數的說法，但仍然有部分說法經過我們查證確認的事實沒有能夠面世，這是本書大陸版本的遺憾之處。
這本書被海外媒體稱為大陸全面解禁鄧麗君的一個開始，也是她複登大陸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甚至CCTV也放了她的歌曲，這本書至少成為使鄧麗君能夠在去世8年後，公開“登陸”的一個契機。而世間對於這本書的熱愛也令我們大為鼓舞，著名出版人沈昌文據稱是標準的鄧迷，坊間傳其到三聯韜奮圖書中心一次性掃貨二十多本，分送諸位友好，後來不夠，又問出版社去要。像沈先生這樣的大陸鄧迷眾多，有許多年輕人，買了這本書送給自己的父母，作為禮物，因為這是他們父母那一代人的偶像。沒有想到的是，這本書竟然在臺灣和香港引起轟動，大陸簡體字版本至少有上萬本流入這兩個地方，《中國時報》看中的仍然是她的政治意涵:“小鄧登陸，再掀10億人懷念潮。”
鄧麗君公共史的私人表達
《鄧麗君畫傳》的出版，儘管取得了成功，但我相信這本充滿遺憾的書，肯定沒有完整地展示鄧麗君。我一直不太相信那些文字所表達的對於歷史的描述與接近方式，許多事情一旦變成文字就十分可疑。紙張的發明保存了歷史，但我相信，有許多歷史如果能夠重新來過，絕對不會是文學家所描寫的樣子，也許有些歷史本身更為生動，也許有些歷史同我們的庸常生活一樣了無意趣。照相術的發明留下的雖然是擺拍下來的表情，但那種真實，至少令人們找到了可以觸摸的表情。
“但，能說話的會是什麼？”我怕我們的描述同樣陷於文學的想像中，只是增加了另外一種想像的歷史的重述，甚至曲解。就在這時候，我發現了“這些照片”。“這些照片是會說話的真實的影像。她遠比我們的描寫真實，也遠比我們發現的解讀歷史的方式真實，因為照片保留著當時她的想像力與眼神，甚至當時的細節。”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香港TNT發現了大量鄧麗君在不同時期的圖片，那些圖片因私家性而令我眼前一亮。那是另外一段從未被發現的歷史，那段歷史的真實超越了我們的想像力，我在舊圖片中發現了新的鄧麗君。比如惟一訂婚的物件的合影，比如與成龍、與秦祥林在一起的，比如假護照原件等等。這些圖片讓我大開眼界，同時也深為上一本書的遺憾而不安，能否為鄧麗君再出一本私家相冊，以圖片來串聯起她的一生，以文字來注釋而不是主導解讀權的方式出版一種新傳記？
我提出了一個為鄧家編一本鄧麗君私家相冊的想法，出於對第一本書出版所建立的信任，鄧先生同意了我的想法，但後來我發現，這同樣是一個有點難度的事情。顯然臺灣不是一個保存鄧麗君圖片的地方，在一次颱風中，大量的原始的鄧氏圖片，被大雨給淹沒了。那些泛黃的記憶面臨著消失的危險。我拿到的一大堆近萬張圖片的效果並不是太好。這種搶救的心情反而越發急切。但我發現，這種合作仍然充滿變數，我挑選出來的可能真正會讓大家感興趣的歷史現場的照片，比如與鄧相關情史的主角圖片，包括有點私密性的圖片，被鄧先生在複審時去掉了。我打電話去找他，他只聽我的解釋，但仍然不提供那些我認為雖然庸俗但很真實的圖片。我一直想向他表明一個道理，就是鄧麗君是一個公共人物，雖然我們用私人的方式去達致公共史的方式並不一定是準確的，但肯定是現實的。而且那些東西是歷史。鄧先生對於我的解釋保持著沉默，我理解他的情感，卻不願意再去妥協了。
我決意通過另外的管道，找到這些圖片，在香港，我請一位元記者朋友拍到了惟一與鄧有過婚約的郭先生現在的圖片，透過成龍的某位朋友拿到了成龍與鄧在一起的3張圖片，更多的資訊則由臺灣的媒體朋友提供，他們找到了當年鄧麗君出示的所謂的假護照影本，以及她去世時的醫院證明等。這些比我的描述有力得多。而為了澄清鄧麗君特務事情的真相，我們採訪了當年主理此事的谷正文先生，他講述了事情的原委，並且提供了自己的圖片。以圖求證，以文佐證，這是我們所進行的一項重要的做法。在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鄧回大陸這件事上，我們找到了更有力的當事人的說辭。歷史就這樣在存真的情況下，得到了再現。
而關於鄧與保羅的大量圖片，則來自于一位鄧麗君迷。她在泰國清邁居住，早年販賣唱片，鄧麗君曾光顧過她的店，在我們去清邁尋訪時，她提供了這些圖片，有一部分就是她本人幫著他們拍攝的，比如鄧麗君去菜場，去吃飯的鏡頭。
在這本書的精裝本中，我們附贈了一套早年鄧麗君主演的電影光碟《歌迷小姐》，是30年前的東西，那家製片廠消失了，但電影還在。而我還可以送給鄧氏的另一個禮物就是幫助鄧家拍攝了一部長達200分鐘的紀錄片《何日君再來》。
這本書鄧家曾要求相冊在出來前審定，但我堅持了自己的想法，不許刪掉這些照片，鄧家默許了。鄧家最後的家長鄧媽媽也在去年辭世，與女兒在天國相會了。這本書中的許多圖片裡都是她與女兒在一起，現在她去世後，也與自己女兒的墓園相隔不遠。她生前也很支持這本書的出版，但卻未能看到本書，是為憾。
這本以私家名義出版的書，使我們找到了紀錄時代人物的一個方式:以私人性達致公共性，以私人史顯影公共史。
這應當是一本以私家名義撰寫的鄧氏公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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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章內容選自《三聯生活週刊》，詳情請見《三聯生活週刊》總335期 (2005-05-16出版)
文章全部轉載自:
http://syg1999.blog.sohu.com/522972.html
2005年5月8日，我拿著剛出版的《鄧麗君私家相冊》（大陸作家版）、《鄧麗君全傳》典藏版（CD+個性化郵票）（香港明報版）、《鄧麗君映畫存真》（臺灣聯經版）以及參與策劃的《何日君再來》5集紀錄片（香港鳳凰衛視），托臺灣的一個朋友，敬獻在臺北金寶山鄧麗君墓園，燃香一炷，以此紀念一代歌星鄧麗君。至此，我歷時4年時間所進行的推動鄧麗君“登陸”的幾項活動，出版《鄧麗君畫傳》、《鄧麗君私家相冊》等4個不同版本的書，策劃完成了200分鐘的紀錄片，以及數個不同語種的版本，終於在鄧麗君辭世10周年時完成。
而這個近乎于龐大與瘋狂的工程，僅僅是出於我對鄧麗君的喜愛這樣一個私人的理由，是我紀念自己青春的一個方式。
70年代青春痕跡
最初聽到鄧麗君是在遙遠的1984年某個平靜的早晨。我走在山西小城塵土飛揚的街道上，呆掛在街道邊電線杆上的有線廣播裡，忽然傳出異聲:“請你的朋友一起來，小城來做客。”
歌聲溫軟，極富穿透力，在晨間的炊煙中飄浮。那天的景象與歌曲相契在一起，如同一首情景MV。在晨間的80年代氣質裡，永遠地印刻在我的記憶中。
那時我13歲。老師告訴我，這歌是一個叫做鄧麗君的人所唱，她在臺灣。
我偷偷地用學到的簡單的地理常識，查到了她與我的距離:3700公里。但我知道，也許有一天，我會越過這個地理距離，走到她的身邊。也許我的一生中，會有某件事情與她相關。此後，我幾乎有意識地尋找在大陸所有能收集到的關於她的資料。1985年，我看到了她在大陸惟一一次接受的採訪，那張報紙是我接近她的開始。無數張被用答錄機翻版的她的歌曲以及偶爾透過短波傳到內地的音樂會，做一個盲目而又樂在其中的歌迷，是一件幸福的事。因為她的歌曲，認識了更多的相似的人。才發現，她在中國30歲之前那一代人心中的影響力，幾乎成為這部分人成長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真正接近她是在4年前。那個夏天，我在香港的中環行走，遠遠地看到一幅她的海報，聽到那首熟悉的歌曲。後來我發現那天是5月8日，是她去世五周年的忌日。我才吃驚地發現，她真的已離開我們有很多年了。
我跟著人們，走進了她位於香港赤柱的別墅群。那座房子剛被當成紀念館不久。她最後的情人保羅也因她去世。附近的居民有許多關於鄧氏的傳說，如半夜會聽到有人在這裡唱歌，還有人看到她唱著《甜蜜蜜》。而那天我還遇到一個臺灣的“瘋子”，這人稱自己是鄧麗君附體，還帶了一幫記者在那裡解說她被附體的亂七八糟的事情。她是活在想像中的人，死後也仍然活在故事與想像中。
鄧麗君的文化符號
這是另外一代人的問題。時間總是會把一代人與另一代人分開。但這中間的分水嶺是什麼？我一直想分清代際間的區隔。後來才發現，每一代人都擁有自己獨特的文化符號，就像1980年後這一代人的象形物是網路、電視，或者很快流傳但很快消失的王菲、韓流、日劇之類。不確定與隨機的變化成為他們決定這個時代特徵的標準。
站在他們之前的人則單純與專一得像他們的年代的遺產。他們心靈最軟處，印記的不過是鄧氏一夜風行的不同歌曲，以及拖地的喇叭褲、可口可樂或者卡式答錄機。鄧麗君這個名字其實已與他們的成長經歷相互糾纏在一起。在這些人的年輪裡，你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唱片的密紋組成的青春的印跡。
這個時代的愛好與那個時代的愛好其實有巨大的區別。在香港，我認識一個龐大的鄧麗君歌迷會，他們的平均年齡在35歲以上。更多的是一些40多歲的政商兩界的聞人。他們定期聚會，保持著安靜的熱愛與小心的對她的擁戴，那是一種對自己心靈中某種安慰的最好的保護。他們少了那些少年面對偶像時的狂熱，也少了那些少年易變的熱情，他們一生中只保持了這麼一種簡單的愛戀，如同終生歸一的傳統愛情，歷久不渝，向死而生。
在大陸，15歲的小侄女問我“鄧麗君是誰”的話不久後的一個夜晚，她忽然來找我，要我借給她幾盤錄音帶。原來她當晚看了黎明與張曼玉演的《甜蜜蜜》，那是個好電影。
當然用這樣的東西懷舊，來讓另一代人借重，我心酸。鄧麗君已在每個人心中，留下不同的印記。我揣摩過每個人如何看待鄧麗君。後來發現答案總不得要領，就像你愛一個人，難道能說出是愛她什麼嗎？
因為這個原因。我在鄧麗君去世6周年紀念日時，在我供職的雜誌上，刊發了對鄧麗君弟弟鄧長禧先生的採訪。鄧先生是個持重而又幹練的人，他是幾兄弟中受姐姐傳染最重的人，舉止行為都與她相近。而他也理所當然地承擔了接待姐姐事業的打理者的角色，現在是鄧麗君文教基金會的掌門。在接受我的訪問時，他已把姐姐當成了一份理想式的事業來經營，我從他那裡聽到了許多我並不瞭解的一個人的可以解釋的真相，或者是找到了一個可以公開的關於她的說法。但更多的呢？
我記得那是大陸上首次用鄧麗君做封面的雜誌，沒有想到，多年後，仍有讀者來電話，問我，可否把當年鄧去世時的一些場面，製成VCD送給大家？這是一位武漢50多歲的老婦人的電話。她告訴我，她的身邊至少有幾十人，都喜歡鄧麗君，她們早晨晨練時放的是鄧麗君的歌曲，聚會時的主唱曲目也是這些，還不時公開一些自己搜索到的她的唱片，儘管百分之百是盜版。
但這是她們惟一可以看到的東西。其實我知道，有更多的人與我一樣，想看到一個真實的鄧麗君。想看到她像我們普通的一面，這種危險的想法其實有可能讓她恢復成像我們普通的靈魂一樣，回歸塵土。但有多少人一直想讓她只在想像的天堂流傳，而不願意讓她回歸自己身邊？像她的歌一樣，可以接近，可以閒聊。如同我們庸俗的人間。
也許從4年前在香港看到鄧麗君的那一時刻，用自己的筆去為她撰寫一本書的願望就開始了，一切都在下意識中進行。我所能做的就是，找到那些我自己渴望走近的真相，以及一個人最真實的那一面。其實運作這本書的過程就是真正認識她的過程，我想告訴這個時代，一些聲音可能永遠都不會消失，因為他們就是我們成長的標誌或者路牌。
一位朋友告訴我說，快去採訪吧，當年鄧麗君身邊的人已消失得差不多了，他們很可能會帶走這個女人所有的秘密。一生跟隨她東走西跑的鄧家老太太也已80多歲了，他的弟弟也已50多歲，當年在香港價值7000萬港幣的別墅，現在已標價3600萬港幣，房子開始貶值了，但她的歌聲卻仍然在這個時代保持著自己的價值。
幾十年了，鄧麗君仍像當初一樣，悄悄通過盜版進來，如同她在大陸的地位一樣，沒有改變。只是她的雕像在上海的一座墓園裡站了起來。一部關於她的歌劇有可能在上海公演。至於鄧麗君的紀念館，正試圖在上海建成，鄧長禧先生說，她生前惟一喜歡的就是老上海。她的唱腔裡有許多上海的意味，現在，我們正在努力讓她回家。鄧麗君是河北人。她的根在大陸，她的聲音已回到了家。但靈魂呢？
《鄧麗君畫傳》掀動大陸懷舊潮
從決定撰寫這本書開始，我就確立了一個標準，就是盡可能真實地寫一本不太“隔”的書，我翻閱過大陸那些遙遠的充滿想像與編造的書，我認為這本書一定要有採訪，一切都以當事人說法為准。這之後，我與我的合作者、“中央社”的昭君小姐、楊素先生共同決定完成這個工程，我擬了幾十個問題，由他們現場與我電話採訪。而那些問題不過是作為一個內地人，對於鄧的好奇所積累的疑問。用這樣的形式持續了半年，終於完成了這本書。
這本書代表了我們對她逝去多年後的公眾化撰述，我們試圖不再去在一些細節上構織她的往事。我們先後在臺灣，採訪了鄧家許多人，甚至去了她的老家蘆洲，這是一個古老得只有故事的地方，現在鄧麗君也在成為那裡的故事、古跡與歷史。
這本書試圖找到真實的鄧氏的命運紋脈。我們沒敢用戲說的筆法去描述她的一生，甚至鄧家至今都諱言的情事或者舊事。這些如同新聞記錄式的報導，只是想告訴喜歡她的讀者，這個人的一生，歌聲、故事、政治影響的命運，神秘的天音、身後的光榮與無法掩飾的蒼茫、世事中的音樂以及被音樂影響後的人間等等。
這本書是在大陸目前惟一可以看到的關於鄧小姐當年真實紀錄的影像，那些模糊的片斷，組成了我們不瞭解的這個女人真實神秘的一生。由鄧家獨家提供的近百張代表她一生中最燦爛時節的照片，這些照片將會成為我們追尋她一生的真實憑據。
而我們決定隨書贈送的一張VCD，內容包括由鄧家首次公佈的惟一一首沒有公開的鄧麗君的真實原唱以及鄧麗君的一個紀錄片，因為種種原因，許多鄧的影像仍得被刪節後才可以面世，但我相信這是大陸人首次看到這位女星隆重而又極盡哀榮的葬禮，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內心就被打動了，我想，這本書至少要體現這樣一種東西，就是盡可能多地為大陸喜歡鄧麗君的讀者提供一些原生態的東西，而這些真實的東西其實就是最珍貴的東西。
這本顯然帶有我個人渴望瞭解這個人物的私心所建構的書，包括了對於她的私生活以及公共生活的全面展示。但她弟弟鄧長禧先生卻對這本惟一讓他進行“審查”的書，發表了“過分”與令我吃驚的評價:《鄧麗君畫傳》是一本可以完全代表鄧麗君的授權著作。這樣的話顯然有著更多的私人原因，我認為一本傳記的公正與立場再次受到了考驗，這顯然是一本被家屬刪節過了的傳記。鄧先生顯然另有所指，他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一直就擔心有人對於自己姐姐的不實傳聞與猜測性的說法，抱以不滿。在我最初提出為鄧麗君撰寫一本傳記時，他的理由僅僅是“當時本人仍是未置可否，並希望能看到書稿，再表達意見。這也是由於市面上有很多有關鄧麗君的傳記都是未經過細心查證、東抄西抄、歪曲事實的文章，本人深為擔心市面上又要多出這麼一本同樣風格的作品……”
這本得到鄧家授權的傳記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仍然不能稱得上是一本信史，或者公共史，因為其中鄧家刪節掉了許多他們認為不可以講的故事，比如與保羅的情感，比如與其他人的傳聞，他們甚至帶著家人固有的抵觸，儘管我堅持以自己的想法去堅持保留了大多數的說法，但仍然有部分說法經過我們查證確認的事實沒有能夠面世，這是本書大陸版本的遺憾之處。
這本書被海外媒體稱為大陸全面解禁鄧麗君的一個開始，也是她複登大陸的一個標誌性事件。甚至CCTV也放了她的歌曲，這本書至少成為使鄧麗君能夠在去世8年後，公開“登陸”的一個契機。而世間對於這本書的熱愛也令我們大為鼓舞，著名出版人沈昌文據稱是標準的鄧迷，坊間傳其到三聯韜奮圖書中心一次性掃貨二十多本，分送諸位友好，後來不夠，又問出版社去要。像沈先生這樣的大陸鄧迷眾多，有許多年輕人，買了這本書送給自己的父母，作為禮物，因為這是他們父母那一代人的偶像。沒有想到的是，這本書竟然在臺灣和香港引起轟動，大陸簡體字版本至少有上萬本流入這兩個地方，《中國時報》看中的仍然是她的政治意涵:“小鄧登陸，再掀10億人懷念潮。”
鄧麗君公共史的私人表達
《鄧麗君畫傳》的出版，儘管取得了成功，但我相信這本充滿遺憾的書，肯定沒有完整地展示鄧麗君。我一直不太相信那些文字所表達的對於歷史的描述與接近方式，許多事情一旦變成文字就十分可疑。紙張的發明保存了歷史，但我相信，有許多歷史如果能夠重新來過，絕對不會是文學家所描寫的樣子，也許有些歷史本身更為生動，也許有些歷史同我們的庸常生活一樣了無意趣。照相術的發明留下的雖然是擺拍下來的表情，但那種真實，至少令人們找到了可以觸摸的表情。
“但，能說話的會是什麼？”我怕我們的描述同樣陷於文學的想像中，只是增加了另外一種想像的歷史的重述，甚至曲解。就在這時候，我發現了“這些照片”。“這些照片是會說話的真實的影像。她遠比我們的描寫真實，也遠比我們發現的解讀歷史的方式真實，因為照片保留著當時她的想像力與眼神，甚至當時的細節。”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香港TNT發現了大量鄧麗君在不同時期的圖片，那些圖片因私家性而令我眼前一亮。那是另外一段從未被發現的歷史，那段歷史的真實超越了我們的想像力，我在舊圖片中發現了新的鄧麗君。比如惟一訂婚的物件的合影，比如與成龍、與秦祥林在一起的，比如假護照原件等等。這些圖片讓我大開眼界，同時也深為上一本書的遺憾而不安，能否為鄧麗君再出一本私家相冊，以圖片來串聯起她的一生，以文字來注釋而不是主導解讀權的方式出版一種新傳記？
我提出了一個為鄧家編一本鄧麗君私家相冊的想法，出於對第一本書出版所建立的信任，鄧先生同意了我的想法，但後來我發現，這同樣是一個有點難度的事情。顯然臺灣不是一個保存鄧麗君圖片的地方，在一次颱風中，大量的原始的鄧氏圖片，被大雨給淹沒了。那些泛黃的記憶面臨著消失的危險。我拿到的一大堆近萬張圖片的效果並不是太好。這種搶救的心情反而越發急切。但我發現，這種合作仍然充滿變數，我挑選出來的可能真正會讓大家感興趣的歷史現場的照片，比如與鄧相關情史的主角圖片，包括有點私密性的圖片，被鄧先生在複審時去掉了。我打電話去找他，他只聽我的解釋，但仍然不提供那些我認為雖然庸俗但很真實的圖片。我一直想向他表明一個道理，就是鄧麗君是一個公共人物，雖然我們用私人的方式去達致公共史的方式並不一定是準確的，但肯定是現實的。而且那些東西是歷史。鄧先生對於我的解釋保持著沉默，我理解他的情感，卻不願意再去妥協了。
我決意通過另外的管道，找到這些圖片，在香港，我請一位元記者朋友拍到了惟一與鄧有過婚約的郭先生現在的圖片，透過成龍的某位朋友拿到了成龍與鄧在一起的3張圖片，更多的資訊則由臺灣的媒體朋友提供，他們找到了當年鄧麗君出示的所謂的假護照影本，以及她去世時的醫院證明等。這些比我的描述有力得多。而為了澄清鄧麗君特務事情的真相，我們採訪了當年主理此事的谷正文先生，他講述了事情的原委，並且提供了自己的圖片。以圖求證，以文佐證，這是我們所進行的一項重要的做法。在新華社香港分社邀請鄧回大陸這件事上，我們找到了更有力的當事人的說辭。歷史就這樣在存真的情況下，得到了再現。
而關於鄧與保羅的大量圖片，則來自于一位鄧麗君迷。她在泰國清邁居住，早年販賣唱片，鄧麗君曾光顧過她的店，在我們去清邁尋訪時，她提供了這些圖片，有一部分就是她本人幫著他們拍攝的，比如鄧麗君去菜場，去吃飯的鏡頭。
在這本書的精裝本中，我們附贈了一套早年鄧麗君主演的電影光碟《歌迷小姐》，是30年前的東西，那家製片廠消失了，但電影還在。而我還可以送給鄧氏的另一個禮物就是幫助鄧家拍攝了一部長達200分鐘的紀錄片《何日君再來》。
這本書鄧家曾要求相冊在出來前審定，但我堅持了自己的想法，不許刪掉這些照片，鄧家默許了。鄧家最後的家長鄧媽媽也在去年辭世，與女兒在天國相會了。這本書中的許多圖片裡都是她與女兒在一起，現在她去世後，也與自己女兒的墓園相隔不遠。她生前也很支持這本書的出版，但卻未能看到本書，是為憾。
這本以私家名義出版的書，使我們找到了紀錄時代人物的一個方式:以私人性達致公共性，以私人史顯影公共史。
這應當是一本以私家名義撰寫的鄧氏公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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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章內容選自《三聯生活週刊》，詳情請見《三聯生活週刊》總335期 (2005-05-16出版)
文章全部轉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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