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久的溫柔 永遠的巨星 鄧麗君部落格

 
圖文轉自:【阿波羅新聞網2009-10-08訊】  作者：蔡崇國

鄧麗君手捧好大一束鮮花向我們走來。和她一起的，是一位西洋輕年，其貌不揚。當後來聽說是她的法國男友時，大夥一聲不啃：憑什麼呀。握過手，鄧麗君和大家一樣，席地而坐，和我幾乎是膝蓋碰著膝蓋。她的動作、表情，是大姐般的沉靜親切而不是照片上看到的跳躍活潑。淡妝，臉似乎有因睡眠不足的輕微浮腫。此時真實的鄧麗君，不如畫面上的漂亮、性感。應該說，作為男人，我有瞬間的失望。

⋯⋯ 但，這才是鄧麗君！當然，這是一位華人世界中無人企及的名人，無數男性傾慕她。更重要的私人的東西：她給過你極致的藝術享受，改變了你和一代人的心靈。靜靜地看著她，難以置信。

我的經歷和很多人類似。約在1978或79年，在廣東當兵的哥哥回家探親，帶來了一架雙卡錄音機和幾盒鄧麗君的歌集。全家人關起門窗聽鄧麗君，那個震撼，那個痴迷，那個陶醉，是極致，人生只會有一次。至今回想，仍然為那種震撼所震撼，仍痴迷、陶醉於那種痴迷、陶醉：音樂，歌曲，人生居然可以有如此的享受！在我，這種震撼、痴迷和陶醉有其深遠的政治乃至於哲學的後果。出自於去意識自我意識的哲學職業習慣，我經常回想、詢問這個痴迷與震撼之謎。它是被禁止的，它來自於"國民政府軍政時期盤踞的"、"人民在民主中成長"的臺灣，她和她的歌聲是敵對勢力！鄧麗君的歌完成了一個深刻到無意識、接近生理層面的精神解構和重構。現在當我讀到福柯，習慣性地質疑各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價值次序和結構化了的成見時，不管是官方的還是反對派的，我都會想到鄧麗君。數萬人、數百萬人歷時數十年，以生命或畢生的信念建設成的堡壘一樣的敵對意識和情感、階級鬥爭信念和固有的近代史觀，這手無縛雞之力的女人高歌一曲，五到十分鐘，竟可轟然坍塌，甚至灰飛煙滅。這種有核武器般威力的精神的解構，會使一百個最偉大的哲學家望洋興嘆。當然，馬克思、毛澤東、康德、沙特都曾讓你震撼甚至陶醉，可這些是糟老頭、死傢伙，遙遠如星辰，而這，可是個在你身邊的年輕輕的大美人兒！

她就是這樣划出了兩個時代的分界線。而且，由此在中國開創了一個獨立於國家，獨立於政治宣傳和教化的民間趣味，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娛樂、玩兒的世界。

鄧麗君對時代的震撼和她所有過的哲學解構的社會功能，還有其具體的技術上的原因。幾乎沒有人意識到文革，江青和那個病態的時代給了我們這代人一個珍貴的禮物，那就是對音樂、歌曲的敏感。和今天年青的一代比較，40到60歲的中國人中，年青時會外語的比例奇小，會電腦的更是沒有。但，會唱歌，會玩一、兩種樂器的比例奇大。這是因為文革中每個學校幾乎都有文藝宣傳隊，各類文藝匯演，宣傳演出，慶祝晚會幾乎每天都有。而且，對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社會關係複雜"的年青人來說，會唱歌跳舞會演奏，幾乎是他們自我保護、避免被邊緣化的唯一方式，他們中的很多人因此成為文藝骨幹。確實，我們唱的聽的演奏的，都是革命歌曲和革命樣板戲，但它好歹是音樂，從純藝術上說，有些還委實不錯。只有在這聽慣了激昂的革命歌曲，又在日常的生活中無意，甚至是被迫地培養了音樂素養的這樣的一代人中，才有被鄧麗君陶醉、震撼的潛能。

查了一下，這正在說的故事是1992年而不是1991年。

那天，就在中國駐法使館前，我們談到了如何記念六四。鄧麗君說她想在巴黎舉行一個記念演唱會，我們當然很高興。她說到時她會和我們用傳真聯絡。一位叫夏雲的留學生將他的傳真號給了鄧麗君。不久，我們有了第一次的約會，好像是在她在巴黎蒙恬路的寓所樓下的咖啡館。當然是她請客。席間，她談到了她的兩個終身夢想：在巴黎和中國大陸舉行大型演唱會。她所設想的巴黎演唱會，要拍成錄像帶，不只是在室內，而且要在露天，要用夜間的埃菲爾鐵塔、凱旋門等著名的名勝作背景。室內演唱會要邀請所有的巴黎華人，免費。我告訴她，六四之後，法國的《當代》雜誌和臺灣的《聯合報》合作購買了一條船，命名為"自由女神號"。這條船89年10月11月開到了中國沿海，企圖對大陸廣播六四天安門事件真相，結果臺灣不給無線電頻道，船附近也出現了不明的潛艇，計劃流產。我認識了一批懂音像，參入了"自由女神號"電台創建的法國人，他們可以幫忙籌備在巴黎的演唱會。於是，我們又定下了下一次的約會：和我認識的那些專家見面，並確定演唱會的時間、地點。

在這兩個工作約會之間，鄧麗君請我們，還有當時在巴黎的嚴家琪、萬潤南吃飯，在巴黎八區離香舍麗榭大道不遠，她經常光顧的一家中餐館。這天她十分健談。特別是飯後分別前，站在餐館的門前。我問她當初是怎麼開始學唱歌的，她說，上小學時，全班就她一個外省人。老師討厭國民黨和外省人，老愛找借口處罰她，打她的手掌心。她不去上學又不想讓家裡知道，故經常在上學的時間裡跑到野地里一人大聲唱歌，就這麼唱出了名堂。說到臺灣。她說她討厭李登輝，越來越不喜歡正在"本省化"的臺灣，所以很少呆在那裡，到處跑。

"你喜歡日本？"我當時不知道她在日本有那麼多的崇拜者，只知道她經常在日本演唱，故問她。"怎麼會？"她回答，並憋憋嘴說，"就是賺日本人的錢唄。很好賺。"若干年她去世後，一位給她寫傳記的日本的作家找到我。在我問他為什麼寫這個傳記時，他抬頭望著天，嘆息鄧麗君的美好並告訴我鄧麗君在日本的巨大影響，那個一往情深嚇得我沒敢將鄧麗君的這句話告訴他。鄧麗君對日本的這種態度讓我印象深刻，不僅是因為這出乎我的預料，而且，說話時小女孩般的刻薄，一下打掉了大明星的傲慢，還原了一個女人的平常，開始變得可愛了。

"特別喜歡法國嗎？"我繼續問。"一般。語言也是個問題。"她很簡單地回答。在後來與法國的音像技師打交道的過程中我看到，她法語不好，談話少不了翻譯。她的回答使我驚訝並突然領悟到，這是個多麼孤獨的女人！我們以為她處處是家：有成長並功成名就的臺灣，有充滿愛的日本，有與她趣味融洽的巴黎。可實際上，她和我們一樣，是在尋找家園，在四處流浪！

"要不是六四，我就去了大陸。"她接著說，並特別活躍起來。"89年初，中共在香港的人給我做工作，要我去大陸看看，唱歌。我後來答應了。是喬冠華和賀龍的兒子在具體安排。他們說，要是北京人知道我抵達的時間，從機場到天安門，都會聚集歡迎的人群。"這倒不誇張，可能會有幾十萬人的。"我說。"我知道。"鄧麗君又拾起大明星的大牌。"都安排好了，民運就爆發了。他們開槍了，我怎麼回去？我跟他們說了，六四不平反，我就不去大陸。"她生氣了，說："哼，都公開發過誓，那些港臺唱歌的，梅艷芳他們。可現在有幾個人沒去大陸？說話不算數！""我們可以將這次製作的錄像帶通過香港送到大陸，給你的那些歌迷。裡面也可以有六四的鏡頭。"我提議。"對，我就是這樣想的。送成千上萬，我出錢。六四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真叫人心都碎了。"燈光下，鄧麗君淚光閃閃，為她大陸夢的破碎，尤其為六四。後來，在白天看得更清楚，一談到六四，她就熱淚盈眶。

過了幾天還是幾周，已記不得了。總之，不久我，夏雲，還有兩名法國影像技師，與鄧麗君在巴黎最著名的大會堂( Palais de Congré)門前見面，然後看了看了這可容納三千來人的會場，她還算滿意，但提出舞台乃至於會場的所有地毯要更新，燈光要重新設計。我去管理處打聽了費用，一場晚會的租金是近十萬法郎。法國技師提出，如果要在巴黎名勝前拍高質量的演唱的錄像，至少要兩至三部電影攝像機工作一周。我們當時就粗略地計算了所有可能的費用，大概是7、80萬法郎。我向鄧麗君提出，我們可以請華商贊助，特別是臺灣的聯合報，它當時對中國事務最熱心。為你的演唱會募捐，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沒想到鄧麗君的派頭超大，她說，不，費用不是問題，我不要和聯合報合作，他們總是想利用我。不要和任何企業、媒體合作。費用全由我個人出，也不要收門票！

看到鄧麗君的大大咧咧，我犯愁了，想到了她的經紀人。這是一個大工程，需要一筆巨資。我知道歷史上的國王、公主要行善辦大事，卻因庭臣不願、消極怠工而流產的，比比皆是。往往是主人有多熱情、慷慨，管家就有多冷漠、吝嗇。她願意出錢出力，可沒有好處，作為商人的經紀人願意嗎？經紀人沒有最低限度的熱情，又沒有他人的介入，鄧麗君一人能做什麼？

果然，這次的演出現場勘查後，幾個月沒有了鄧麗君的消息。

轉眼到了1993年春天，我們開始籌備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四周年的活動。一天，夏雲告訴我，鄧麗君發來了傳真，說她看到了紀念活動的預告，表示要參加今年六四的紀念活動，並會在集會上唱歌。大家歡欣鼓舞，奔走相告。似乎只有我在那裡作沉思狀。我當然為終於能近距離地看、聽鄧麗君演唱而興奮，但，我也知道，這意味著，她終於是放棄了大型演唱會的計劃。而如果按我的設想，按我們大陸的習慣搞群眾運動，讓其經紀人休息幾天，大家捐款，大家在巴黎參入籌備鄧麗君的演唱會，那會是怎樣的一個事件！

1993年6月4日下午，埃菲爾鐵塔正對面的人權廣場是中國人的天下。鄧麗君的黑色賓士緩緩停下，我認識車，故獨自迎了上去。看到廣場上的標語和人群，她一下車便淚水盈眶。看到鄧麗君，人群涌了上來，但十分克制，似乎沒人擠上來要求握手、簽名。她連連拭淚，說對不起，每想到六四就要流淚。我和她坐在台階上寒暄了幾句，就讓那些為第一次見到鄧麗君而激動的朋友們將她護著走到台階的最高處。鄧麗君講了幾句什麼我已忘得乾乾淨淨，因為她一展開歌喉，我便整個兒震住了：在露天，對著最簡陋的擴音器，她的聲音，她的那首《小城故事》，是一樣的厚實、甜美！

其實，鄧麗君的歌為臺海兩岸關係的改善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現在，大家應該知道了，鄧麗君為什麼沒能去她魂牽夢縈的中國大陸，沒能見她的那些深深愛著她的歌迷。這麼多年了，想到這些，仍然是遺憾，為她，也為我們。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王篤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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